近年來，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的違法犯罪時有發生，有些還釀成車毀人亡重大事故，嚴重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產生惡劣社會影響，例如2018年重慶市萬州“10•28”公交車墜江事件。從司法實踐來看，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案件中，多數僅僅是因車費、補票、找零、路線變更、錯過站點、要求隨意停車等瑣事引發，出現爭吵、推搡、廝打、毆打司機、搶奪方向盤等行為，觸犯的罪名主要涉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尋釁滋事罪等。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有的事實涉及搶奪公交車方向盤，有的事實涉及毆打、拖拽司機，法院均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此外，實踐中也存在乘客干擾駕駛的情節較輕，主要由于司機違規操作導致嚴重事故發生的案件。理論和實踐中，對類似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的案件如何定罪及量刑，仍然存在爭議。

一、關于乘客針對公交車司機實施的妨害安全駕駛行為

刑法分則第二章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屬于空白罪狀，未對行為模式予以明確，如何界定其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他危險方法的范圍一直困擾著司法實踐。對妨害公交車駕駛行為是否屬于其他危險方法，罪質上如何判斷是否危害公共安全，爭議較大。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侵害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但現實生活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越來越多，并不是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在刑法分則第二章沒有可以直接適用的相關罪名時，都可以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險方法。其他危險方法是一種列舉式立法的兜底性條款，一方面具有罪狀模糊等弊端，但同時也兼具應對風險來源復雜多變、有效防衛社會等優勢。立法機關將危害公共安全罪作為僅次于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二章中，并為其配置了較高的法定刑，說明立法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種嚴重犯罪。因此，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狀模糊的情況下，對其他危險方法進行解釋，一般應當遵循嚴格解釋的原則，才符合立法精神，這是我們判斷妨害公交車駕駛行為是否符合該罪罪質應當堅持的前提。

根據同類解釋規則，作為在同一條文中列舉的罪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其他危險方法應當與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具有危險的相當性。實踐中，可以從危險方法的同質性和危險結果的相當性兩個方面進行把握。從方法的同質性角度考慮，放火、決水、爆炸等大多屬于攻擊性很強的行為，行為的危險具有擴散性，足以使公眾難以抵御防范而行為人本身又難以預測和控制，一旦實施，即具有廣泛的殺傷力、破壞性，只有類似這種危險方法的行為才能定性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從危險結果的相當性角度考慮，必須是一種高概率的危險，具體危險正常發展后，如果沒有意外因素的阻止或者在事物正常的發展邏輯狀態下，不特定多數人重大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結果一般都會發生，即一種危害方法的實施導致的具體危險必須達到與犯罪結果具有合乎邏輯和日常經驗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的程度，這種危險方法才可以認定屬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險方法。反過來講，即使沒有意外阻卻事由，一般也不會造成重大損害結果，則行為人所使用的方法就不是成立該罪所要求的其他危險方法。

妨害公交車駕駛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既包括情節、程度相對輕微的爭吵、辱罵等非身體接觸性行為，也可能涉及推搡、拉拽、毆打司機，還可能涉及搶奪方向盤等行為，不同的妨害方式對公交車安全行駛的影響是不同的。鑒于司乘糾紛案件復雜多樣，為準確適用法律和把握政策，201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發布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實踐中幾類常見的乘客妨害駕駛的方法進行了明確。《意見》規定，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毆打、拉拽駕駛人員，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駕駛行為，危安全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對該規定，如下幾個關鍵點需要注意:

其一，強調犯罪場所是正在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這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前提條件。

其二，行為方式包括搶奪方向盤、變速桿等操縱裝置，毆打、拉拽駕駛人員等，其他妨害安全駕駛的行為方式則未逐一列舉。從實踐中的案例來看，有的行為人朝駕駛人員突然投擲雜物、潑灑熱水，也有的行為人闖入駕駛室，故意干擾駕駛人員視線。

其三，行為性質及后果方面，強調行為要妨害安全駕駛，危害公共安全，這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質所要求的。

就《意見》明確列舉規定的搶奪方向盤、毆打、拉拽司機等行為類型而言，單純考察行為的暴力性、劇烈性程度，似與放火、決水、爆炸等行為類型不能相提并論。但如果同時考慮公共交通工具搭載不特定乘客，正在道路上行駛，其安全行駛關系到車內及車外道路上不特定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的特殊因素，那么，對司機進行毆打、拉拽等人身攻擊，或者搶奪方向盤，其危險性就遠遠超出行為本身的危害，而具有擴散性、不可控性，司機、公眾難以抵御防范和控制其危害范圍，直接危及不特定多數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如果沒有司機果斷處置，或者其他意外因素等阻止，通常會合乎邏輯地引發安全事故。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封某某乘坐從重慶市沙坪壩區中梁鎮向雙碑行駛的公交車，車上載客二十余名，當公交車行駛至茅山峽公路松鶴陵園上出口的彎道時，封某某在未到站點處時要求下車被拒后，右手用力抓公交車的方向盤和駕駛員吳某某的右手臂，致使公交車失控滑行，碰到公路邊護欄阻擋后停車，公交車右側多處與護欄擦掛損壞，車內乘客受到驚嚇。經勘查，公交車撞擊的護欄下方系十幾米高的懸崖。被告人封某某的行為雖然沒有導致嚴重事故發生，但如果不是公交車被護欄阻擋這一意外因素作用，很可能會墜落懸崖，導致車毀人亡，其搶奪公交車方向盤等行為顯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危害性。

從這個意義上看，《意見》所規定的搶奪方向盤等妨害駕駛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其他危險方法的質的規定性。當然，妨害駕駛行為是否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僅要從行為類型方面進行判斷，根據《意見》的規定，還要綜合考慮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速度、通行路段情況、載客情況、妨害駕駛行為本身的嚴重程度及對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等情況，對行為人妨害駕駛行為的現實危險及其程度，作出全面、客觀、準確的評判。換言之，不僅要考察妨害駕駛行為，也需要同時考察行為實施的時空條件。《意見》規定妨害駕駛不構成犯罪但違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也體現了準確區分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的政策精神。要避免不加區別，將公共交通工具上發生的不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輕微司乘沖突作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打擊。在本期刊登的被告人譚宜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譚宜明在乘坐公交車過程中與公交車司機發生口頭糾紛，當公交車行駛至重慶市萬州區江南新區大石衛生院附近的繁忙路段時，譚宜明搶奪公交車方向盤，導致公交車闖入逆向車道，與正常行駛的小轎車發生碰撞，造成兩車損壞。譚宜明妨害駕駛的行為已經產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體危險，并最終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故法院認定譚宜明的行為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正確的。

需要指出的是，妨害公交車駕駛危害公共安全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要求造成嚴重后果，但從實踐中的案例來看，多數都會存在車輛失控、突然改變行駛方向、導致車輛發生碰撞受損或者人身傷害等實際后果，這可以作為判斷妨害駕駛行為是否足以危害公安安全的一個輔助因素。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均存在導致車輛發生碰撞受損或乘客受傷等實際損害后果。其中，被告人田世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中，田世清搶奪公交車方向盤，導致公交車失控撞上被害人駕駛的小轎車，兩輛車均受損，公交車上一名乘客多處肋骨骨折構成輕傷，該實際危害后果系被告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危險進一步具體化的現實表現。

有一種觀點認為，考慮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低法定刑即3年，入罪門檻應設置的高一些，對那些妨害司機駕駛的毆打、辱罵行為，通常手段、情節不是很嚴重，也不會造成嚴重后果，可考慮以尋釁滋事罪或者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筆者認為，公交車司機不同于普通人員，其肩負的是保障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駛的重大職責，對司機進行人身攻擊或者搶奪方向盤等妨害行為，直接危及公眾的人身、財產安全，不同于單純擾亂社會秩序或者傷害公民身體健康的犯罪。因此，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危害公共安全構成犯罪的，即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例外情形下，如果妨害駕駛的行為確屬輕微，不影響安全駕駛也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不予定罪。換言之，考慮毆打、拉拽等妨害行為針對的是司機這一特殊對象，又系發生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與公共交通安全息息相關，如果行為本身論罪可構成尋釁滋事罪或者故意傷害罪，其危害性必然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無疑。因此，對類似行為不宜認定為尋釁滋事罪或故意傷害罪。

二、關于乘客妨害公交車安全駕駛從重處罰情形和緩刑適用的把握

對于乘客妨害公交車駕駛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從調研梳理的案例來看，多數存在未造成人員重傷、重大財產損失，也有相當比例的被告人具有自首、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等情節，一些法院據此對被告人從寬處罰，包括宣告緩刑，呈現出一定寬緩化傾向。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規定的一種重罪，最低法定刑即為3年有期徒刑，故對論其行為已構成該罪，同時又具有法定或酌定從寬處罰情節的，如何確定在總體上從嚴還是從寬處罰，以及從嚴、從寬的幅度，實踐中存在一定爭議。有鑒于此，《意見》明確規定，要深刻認識維護公共交通秩序對于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與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意義，充分發揮刑罰的震懾、教育作用，充分彰顯強化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價值導向，并詳細列舉了在公共交通工具行駛過程中七項應當從重處罰的妨害駕駛情節，即在夜間或者惡劣天氣條件下（如冰雪天氣），在臨水、臨崖、急彎、陡坡、高速公路、橋梁隧道等易發生危險路段，在人員、車輛密集路段，載客人數達10人以上或者車速達60公里等特殊情況下實施妨害駕駛的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持械襲擊駕駛人員，或者經勸阻無效仍然實施妨害等情形。《意見》所列這些情形的危險程度相對較高，此時妨害駕駛人員安全駕駛，更加危險，一旦釀成后果，就會造成車毀人亡，甚至造成群死群傷的重特大事故，故應體現從嚴懲處。當然，《意見》所列七種從重處罰的情形，對公共交通安全的危害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時也需要結合路段、車速、妨害手段等因素綜合考慮。例如，在載客人數達10人以上的行駛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實施妨害駕駛行為，當車速較高、路段較為危險時，與車速相對緩慢、路段狀況良好的情形下實施，對公共安全的危害程度就存在差別。在實際執法辦案中，要實事求是，綜合把握是否從重處罰及從重的幅度。

緩刑不是獨立的刑種，而是刑罰的執行方式，其適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是，犯罪分子依法被判處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需要滿足犯罪情節較輕、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等條件。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嚴重后果，即應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駕駛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情節不是十分嚴重的，雖可能會判處3年有期徒刑，符合宣告緩刑的前提條件，但鑒于該類犯罪屬危害公共安全的嚴重性質，《意見》要求從嚴把握緩刑適用，一般不適用緩刑，這符合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也是發揮刑罰震懾、教育作用、充分保障公共交通安全的價值導向所要求。當然，鑒于妨害駕駛情況的復雜性，對確屬情節較輕、宣告緩刑更有助于體現罪刑相適應的，也不排除適用緩刑的可能，但要嚴格把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妨害駕駛導致車輛發生碰撞等一定實際損害后果，被告人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對被告人是否從寬處罰包括適用緩刑，宜從嚴掌握，因為該犯罪行為侵害的是公共安全，被告人于案發后取得特定被害人的諒解，仍不能改變其犯罪性質。在本期刊登的4篇案例中，法院根據4起案件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性質及情節、后果，對各被告人均判處實刑，在量刑把握方面是得當的。

三、關于乘客針對公交車司機以外的其他人員實施的犯罪行為

對正在行駛過程中的公交車需要予以特殊保護，如果發生隨意毆打其他乘客，追逐辱罵他人，情節惡劣，或者起哄鬧事造成公交車上秩序嚴重混亂，符合尋釁滋事罪構成特征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情節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的，可予以治安處罰。如果上述行為同時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駛，危害公共安全的，應當按照從一重罪的原則，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趁公交車行駛至路口等紅燈時，無故毆打公交車司機致輕微傷，并搶奪公交車鑰匙、松開車輛手剎試圖強行駕車，在與司機爭執中被旁邊其他公交車司機上車及時制止，被告人實施的行為雖未危及公共交通安全，但情節惡劣，法院對被告人以尋釁滋事罪定罪處罰。

四、關于司機妨害公交車安全行駛的行為

司機在駕駛公交車過程中肩負高于普通人的安全保障職責，遇到突發情況也需要遵循從業要求的處置流程。實踐中，有些乘客因不文明行為與司機發生爭執、廝扯，如果乘客的干擾行為較為輕微，尚未妨害到車輛安全駕駛危及公共安全，但司機不能正確、理性處置，違規操作，如胡亂打方向盤，甚至擅離職守，如離開駕駛室與乘客廝打、互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那么，這種情形下，對公交車司機就可以考慮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處罰，使野蠻駕駛行為受到應有制裁。

對司機因受到干擾妨害而違規操作導致安全事故發生的案件，要注意區分此罪與彼罪。交通肇事罪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區別，不僅在于主觀方面故意與過失的不同，還在于行為本身的危險性及由此引發不特定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的因果關系緊密程度不同，相對而言，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滿足更高的條件。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陳某駕駛大型普通客車在公路上行駛，因與乘客發生爭吵，其突然向左側打方向盤，致使與公路東側對面駛來的被害人李某駕駛的小客車相撞，致李某和小客車內乘客張某死亡，陳某大客車內5名乘客不同程度受傷。經交通管理部門認定，被告人陳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在該案中，被告人陳某僅因與乘客爭吵，即違規向左側打方向盤，致與對面正常行駛的車輛發生碰撞，導致二人死亡及本車內多名乘客受傷的嚴重后果。陳某的行為顯然危害到了公共交通安全，并已造成嚴重后果，對陳某違規亂打方向盤的行為，是評價為其他危險方法，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評價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不當駕駛行為，存在一定爭議。此外，從主觀方面來看，雖不排除陳某具有氣憤之下不計后果的放任心態，但也很有可能是出于過于自信的過失。再次，從兩項罪名的刑罰后果來看，如果認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鑒于已造成2人死亡的嚴重后果，即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如果認定為交通肇事罪，則可認定為具有刑法規定的特別惡劣情節，并考慮其惡意違規操作的酌定情節，在有期徒刑3至7年之間幅度內從重判處。類似該案，如何選擇罪名，首先受制于案件事實、情節，但顯然也會受到價值導向權衡、刑罰后果與罪行是否相稱的影響，答案、標準可能并非唯一，最終確保裁判結論的實質合理性與更廣泛的公眾認同或許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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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公交公司索要賠償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乘客上車后一般都有保險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通過公交公司由保險公司理賠。如果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你不能得到理賠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索賠。

公交車事故導致乘客受傷的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可以向公交公司要求理賠。因為乘客與公交公司之間是客運服務合同關系，公交公司應當為乘客的案情負責。司機是執行公交公司的職務行為，司機的職務行為產生的后果應由公交公司承擔。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條承運人應當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賠償責任攔公交車乘客可以要求賠償嗎 ；但是，傷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運人證明傷亡是旅客故意、重大過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規定適用于按照規定免票、持優待票或者經承運人許可搭乘的無票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