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金刑的執行問題

絕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在法院的判決前后都是被羈押的，失去人身自由，而對其判處的罰金刑又是具有強制性的刑事責任，所以，對罰金刑的繳納、執行要比經濟、民事、行政案件復雜困難。應注意確定罰金的履行期限以及在期限屆滿后所采取的強制執行措施。

根據修訂后的刑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或者分期繳納”。但是“判決指定的期限”應當如何指定 是限制其在刑滿后繳納還是在服刑期間繳納 筆者認為，應結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掌握，對于經濟條件較好、單處罰金或者判處的自由刑在一年以下的，可以限制犯罪分子在短期內或刑滿后一至三個月內一性繳納，對于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限制其在服刑期內和刑滿后分期繳納。同時法院應當制定相應的配套執行措施，避免因時間長久使執行落空。

但是，犯罪分子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不繳納或者無法繳納的，根據法律規定，對于不繳納的，法院應當對其強制繳納。通過查封變賣犯罪分子財產，凍結其銀行存款等方法強制執行，如果犯罪分子與其父母等親友共有的財產，應當予以進行分割后，將犯罪分子的份額收歸國有，而不能將其與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他人共有的財產全部強制執行，否則就違反了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的刑法原則性規定。如果犯罪分子遇到不能抗拒的災禍致使無法繳納的，經查證屬實予以酌減或免除繳納。不能抗拒的災禍，是指出于被執行人意志以外的，不能為被執行人本身的力量所能抗拒的天災人禍，如被執行人故意制造災禍，逃避繳納罰金的應當除外。但是，犯罪分子有財產其為了逃避繳納而將財產轉移或隱藏，致使法院無法強制執行的，應當追究其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

如果犯罪分子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確實沒有財產可供執行的，依照法律規定，人民法院在任何時候發現其有可以執行的財產，應當隨時予以追繳，但是，這樣做，人民法院就要經常性的調查了解犯罪分子的經濟狀況，對其進行跟蹤監控，必定要花費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同時犯罪分子沒有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履行，有損法律的嚴肅性。因此，筆者認為，人民法院應當在期限屆滿時，責令犯罪分子向其親友借款繳納罰金，這樣既保證了罰金刑的按期執行，同時也將加強犯罪分子親友的責任心，進一步協助政法機關對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

為切實保證罰金刑得到順利執行，筆者認為可以實行罰金預繳制度，即在案件審理期間，責令被告人或動員其親屬將被告人個人所有的錢財，按照人民法院預訂的金額交到法院，待案件判決生效后執行。實行這一制度，并不違背“罰金在判決指定的期限內一或者分期繳納”。相反，可以進一步說明被告人有悔罪誠意，應當等同于“積極籌款退贓，認罪態度較好”，在對其確定自由刑時予以酌情從輕，這樣做，既是保證罰金刑順利執行的有效措施之一，不致于使法院的判決成為一紙空文，同時也節約了法院今后執行費用的支出。

未成年人犯罪適用罰金刑問題

未成年人犯罪基本涉及的是財產型犯罪，如盜竊、搶劫、詐騙等，而犯這些罪的，修訂后的刑法均增加規定并處或單處罰金。筆者認為，對未成年罪犯適用罰金刑弊大于利。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我國實行的是九年義務教育，未成年人接受完義務教育的年齡大約是15周歲，而未成年人保護法和勞動法規定，禁止招收童工，由此說明未成年人除接受贈與，繼承遺產以外，就沒有經濟收人，其犯罪后就無法承受罰金刑的財力，因此，如果對其判處罰金，大多要由其父母或親屬即監護人代為繳納。雖然從民事法律角度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親屬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監管職責，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損害的，負有賠償責任和義務，但是，從刑事法律角度看，未成年人犯罪，僅能對未成年人進行處罰，我國刑罰的原則是罪責自負，不株連無辜，而罰金刑也是一種刑罰，由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代為繳納罰金，實質上是對監護人進行刑事處罰，株連了監護人。同時，由未成年人的監護人代為繳納的，執行起來往往更困難，不僅會造成新的執行難，而且還會使涉世未深的未成年罪犯產生金錢萬能，錢能贖罪的錯誤認識。因此，除極少數未成年罪犯有接受贈與或繼承遺產等經濟來源外，對其適用罰金刑時應當嚴格限制。

根據上述實際問題，筆者認為，我國刑法對未成年罪犯適用罰金刑時可以借鑒法國刑法典關于罰金刑緩刑制度的規定。罰金刑緩刑制度是指法院基于一定的條件，對宣告判處罰金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間內暫緩刑罰的執行，緩刑期內沒有發生撤銷緩刑的情況，其罰金的宣告失去效力的一種制度。其適用條件是沒有經濟收人的未成年罪犯。考驗期限和撤銷條件，可以參照我國刑法關于拘役、有期徒刑緩刑的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從嚴掌握，即考驗期應當長些，可以確定在5年以上1O年以下，這樣更有利于對其的考察教育;撤銷條件是在考驗期內再犯新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除此，其違法違紀應當受行政處罰的，也必須撤銷緩刑。未成年罪犯在適應社會，從未成熟走向成熟的這一時期內，有了上述條件的約束，可以進一步預防其重新犯罪，也有利于對其教育改造，同時避免了執行罰金刑時株連他人等諸多問題發生。

預繳罰金意味著被告人的悔罪表現。如果法院是判決前讓交罰金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一般都是表示法院將要判罰金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要被告人預交罰金保證金，如果交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了，就會是已預繳，法院可能會輕判一些。

一、罰金標準是多少

罰金屬于財產刑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的一種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是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實施罰金刑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有利于從經濟上懲罰、教育犯罪分子。 罰金應當繳納，但在一定條件下，罰金也可以減免，以體現刑罰人道主義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罰金的減少和免除作為罰金刑執行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涉及到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問題、還涉及到人民法院內部如何分工問題，更涉及到應否接受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問題，然而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此規定的甚少。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混亂，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予以澄清。

二、法院罰金怎么減免

1、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可否由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進行? 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程序的啟動人民法院可否依職權進行，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罪犯本人、親屬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最了解，是否喪失履行能力當事人最清楚，人民法院不宜越庖代儲。這樣做即可以防止人民法院濫用刑罰執行變更權，又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不適當的減免罰金而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起不到懲罰犯罪分子防止犯罪的作用。

因此實踐中應由罪犯本人、親屬或犯罪單位提出書面申請，并提供相應的證明材料，人民法院應對申請的主體是否適格及申請理由是否適當進行審核，并重點對可以酌情減少或免除的事由證明材料進行審查，看看是否存在因遭遇不可抗拒而使財產財產減少滅失或罪犯因重病傷殘等而喪失勞動力或需要撫養的近親屬患有重病，需要支付巨額醫療費，確實沒有財產可供執行的情形是否確實存在。在此過程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裁定對罰金進行減免，只能根據有關人員的申請進行。

2、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應由人民法院的哪一部門進行? 罰金刑由人民法院執行，這是毫無異議的。

但有爭議的是，減免罰金的裁定究竟由人民法院內部哪一個部門作出，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理論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屬行使刑事判決權的合議庭。因為罰金屬于一種刑罰，體現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強制性懲罰。其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他庭無刑事審判權，不能隨意減免。罰金數額是由刑庭根據具體犯罪情節、按照“罪刑相適應”原則決定的，既然是由刑庭作出，其減免權也應在刑庭，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刑事判決的嚴肅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屬于行使執行權的合議庭。罰金的強制繳納屬于刑事執行的內容。雖然判決罰金數額的權力在刑事審判組織，但減免罰金的權力卻屬于執行權而非審判權的內容。執行組織不能行使審判權，同樣審判組織也不能行使屬于執行程序的權力。而且不論民事、行政訴訟中，執行裁定均是由執行庭下發，如按照第一種觀點，中止執行的裁定則更要由刑庭決定了，顯然與法相悖。因此，不能由刑庭制作裁定書，執行庭同樣要嚴格依法辦事，認真審查是否發生了不能抗拒的事實，并不會“隨意”減免。 第三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應屬于審判監督庭。理由是，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實踐中均由審判監督庭進行，財產型與人身自由刑均屬于預交罰金的申請書刑事 我國的刑罰內容，根據類似情形類似處理的原則，對財產型罰金的減免也應由審判監督庭進行。即可以保持刑罰執行主體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強化人民法院的內部監督，以維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根據審執分離的原則，作為判決罰金數額的權力在刑事審判組織，但減免罰金的權力卻屬于執行權而非審判權的內容。對罰金的減免屬于刑事執行的內容，因此減免罰金不應由刑事審判庭進行，因此第一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均沒有規定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財產刑的減免由執行庭進行。主張減免罰金的權力屬于行使執行權的合議庭沒有法律依據，第二種觀點也是不正確的。

3、在裁定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時應否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此均未作規定。但根據刑事訴訟法基本理論，人民法院裁定減少或免除罰金應當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首先，刑事訴訟法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罰金的減免屬于刑事訴訟刑罰執行中的一項具體制度。刑事訴訟法第八條的規定規定在總則中，屬于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對各種刑事訴訟活動均具有指導作用，各種訴訟行為均應當遵守這一基本原則。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該權力時，理應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其次，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和財產刑罰金的減免都屬于刑罰執行的變更。

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的裁定如何通知人民檢察院以及對人民檢察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的，人民法院如何處理，都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然而卻對財產刑罰金的減免如何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未作任何規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立法缺陷。 在立法未做出修改前，我們應當參照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的監督的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罰金減免的裁定后，應及時送達同級人民檢察院，如果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的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在一個月內作出最終裁定。 這樣，既可以保持法律適用的統一，避免出現類似情形卻有不同的處理結果的情況發生。又遵守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做到了自覺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也體現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