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賠償責任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的歸責原則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是確定國家賠償是否執行的前置標準，國家賠責任原則不僅僅局限于不法侵害的結果產生的賠償，還包括執法部門、人員的過程責任，過錯責任等等。

一、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違法歸責標準

（一）這種歸責標準適用于：國家機關職權行為以及相關的事實行為，抽象行政行為，軍事行為，刑事強制措施等。

（二）違法歸責標準中的違法形式，不能僅僅理解為行政訴訟法第54條所規定的違法形式和種類，還應當包括違反法律規范的具體、明確規定，以及違反法律規范的原則、精神和目的等實質性違法。

二、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過錯歸責標準

（一）這種歸責標準的適用范圍，應當與違法歸責標準的適用范圍基本一致，適用于國家機關的職權行為、相關的事實行為、柔性行為、軍事行為等。國家機關的違法，說到底都具有過錯性質。

（二）國家機關是執行國家法律的主體，行使的是公共權力，它的職責要求它應當盡職盡責，必須忠實地貫徹執行法律，實現國家意志。如果國家機關違反法律規定，表明它已經違背了國家的意志，背離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職權的目的，這本身就是一種過錯。

三、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結果歸責標準

（一）結果歸責標準，是一個特殊的歸責標準，適用法院的判決行為。客觀地說，法院的判決也會違法，也會有過錯，也會侵害公民、法人的權益。國家賠償責任的范圍不包括法院的錯誤判決，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客觀的。

（二）對法院的錯誤判決。法院判決的錯誤與否，既要符合國家賠償制度的原則，又不能違背司法最終性的原則。對法院錯判的賠償責任，只能實行結果歸責標準。

四、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無過錯歸責標準

（一）無過錯歸責標準適用于合法行為的補償責任形式。在國家賠償法中目前沒有關于補償責任的規定，當然也就沒有補償責任的歸責標準的規定。這是一種缺陷。

（二）國家機關的行為合法，只是表明國家機關沒有違反法律的規定，并不表明這種合法行為沒有或不會給公民、法人的權益造成損失，也不等于受害人有義務自己負擔這種損失。

五、國家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的過錯加風險的歸責標準

這種歸責標準，適用于公共設施致人損害領域。對于公共設施致人損害，目前的國家賠償法沒有涉及，實踐中出現類似損害時，一般都是通過民事賠償責任來解決。

擴展資料：

國家賠償的計算標準：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權的，賠償金按照下列規定計算：

造成身體傷害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賠償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減少的收入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五倍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支付醫療費，以及殘疾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根據喪失勞動能力的程度確定，部分喪失勞動能力的最高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十倍，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

造成全部喪失勞動能力的，對其撫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對死者生前撫養的無勞動能力的人，還應當支付生活費。

這里的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是指做出的有效行政決定的上一年，所以若某個行政決定做出后又在后來因為行政復議而更改的，則以后來的這個決定做出的年份的上一年為準計算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

3、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財產權造成損害的按照下列規定處理：處罰款，罰金，追繳、沒收財產或者違反國家規定征收財物，攤派費用的，返還財產。

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解除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造成財產損壞或者滅失的，能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原狀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

應當返還的財產損壞的，能夠恢復原狀的恢復原狀，不能恢復的，按照損害程度給付相應的賠償金。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國家賠償

從立法實踐來看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多數國家和地區將公有公共設施納入國家賠償范圍。如日本的《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因道路、河川或者其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他公共營造物之設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使他人受損害時，國家或公共團體，對此應負賠償責任。”韓國《國家賠償法》第5條第1項規定：“因道路、河川以及其他公共營造物之設置或者管理瑕疵，致他人生命財產受到損害時，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負賠償責任。”又如，德國1981年《國家賠償法》草案第1條中明確規定:國家對其因技術性設施的故障所產生的侵權行為，應該負賠償責任；因違反對街道、土地、領水、違章建筑物的交通安全義務所造成的損害，國家應負賠償責任；而對于郵政、鐵路等非公法義務，由國家依民法負賠償責任，這是例外情況，但對絕大多數公共設施是納入國家賠償法。再如，美國在《聯邦侵權賠償法》中明確規定了聯邦政府關于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的賠償責任。實踐中，美國法院對于橋梁、高速公路、一般道路等交通設施的缺陷所造成的損害，承擔國家賠償責任。

從我國現有法律依據來看，我國《憲法》第41條第3款明確規定：“由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這為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納入國家賠償提供直接根本法依據。而我國《行政訴訟法》第67條也明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造成損害的，有權請求賠償。”這一規定也為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的國家賠償責任提供立法支撐。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公有公共設施致害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因而不適用該條款的規定，但是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的賠償主要是針對公有公共設施的設置和管理行為，應當屬于具體行政行為，當負有行政職責的行政主體不當或違法設置，或者未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抑或怠于行使職權，都屬于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造成相對人權益損害，應當獲得行政賠償。再者，2010年《國家賠償法》修改時，將總則中“違法”二字去掉，意味著國家賠償改變了原有的單一違法原則，為國家賠償多元化歸責原則提供了空間，同時也增強了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納入國家賠償提供可行性。

另外，1994 年我國《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國有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公有公共設施多由這些國有企業負責設置、管理。并且，由于當時公有公共設施的經營管理體制仍處在改革過程中，立法者考慮，如將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納入國家賠償范圍將會給國家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然而，我國的經濟制度在這二十年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財政負擔能力已逐步提高，具備了將公有公共設施致害納入國家賠償范疇的經濟基礎。另外，還可以通過完善行政追償制度和行政機關投保等方式緩解國家賠償負擔重的問題。如日本的《國家賠償法》就對國家的追償權做出了較為全面的規定，該法第 1 條第 2 款規定了基于行使公權力的求償權，即公務員在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他人損害的，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該公務員有求償權。該法第 2 條第 2 款規定了基于公共營造物設置或者管理瑕疵的求償權。對于公共營造物設置或者管理瑕疵造成的損害，如果就損害的原因而言，另外有應負責的人時，國家或公共團體對其有求償權。這里的“另外有應負責的人”主要是指有管理職責的公務員、公共營造物建筑的承攬人、設計人或監理人等。[13]因此，要求國家承擔公共設施因設置或者管理不當所致損害賠償之責，并非免除承包施工的企業、具體經營或管理公共設施的企事業單位、特定國家機關及其人員的責任，而是要求從性質上確定此類賠償責任屬于國家賠償。當承擔了有關賠償責任之后，國家有權要求有關企事業單位在經濟上承擔應負的責任，要求有關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經濟、行政上承擔相應的責任。

摘要：法制建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為及時修改國家賠償法，擴大國家賠償范圍，對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給予更加周 全的保護提供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了基礎和條件。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應將抽象行政行為、行政指導行為以及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 害納入國家賠償法的范圍.

關鍵詞：國家賠償 抽象行政行為 行政指導 公有公共設施

國家賠償的范圍是國家賠償法的核心。國家賠償法實施以 來，對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對于促進國家機 關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國家賠償法 在實施過程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局限性，其中賠償范圍的相對狹 窄已經成為影響國家賠償功能的發揮、國家賠償法目的實現的障 礙。而十幾年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法制建設和社會經濟的快速 發展，為擴大國家賠償范圍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法律基礎和 經濟基礎。因此，及時修改國家賠償法，擴大國家賠償范圍，對公 民、組織合法權益給予更加周全的保護不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 可行性。筆者認為，國家賠償法的修改，應該將抽象行政行為、行 政指導行為以及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害納入國家賠償 法的范圍.

一、抽象行政行為的國家賠償問題 抽象行政行為是與具體行政行為相對應的概念。目前，對抽 象行政行為與具體行政行為劃分標準問題，學術界多有討論，至 今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而且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種劃分的 科學性，以及在實踐中對行政行為作這種區別對待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提出了質疑。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我們姑且不去考慮這些爭議，仍然使用抽象行 政行為這一概念來研究其賠償問題.

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 提起訴訟，只能通過其他監督途徑解決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 問題。對抽象行政行為是否可以請求行政賠償，國家賠償法并未 作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 定》第6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國防、外交等國家行 為或行政機關制定發布行政法規、規章或者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 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賠 償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賠償司 法實務上是排除的，但對此理論界存在爭議.

對這一問題普遍的認識是：根據行政訴訟法，抽象行政行為 不能被直接起訴，即使該行為違法，如果發生使相對人合法權益 造成損失的現實后果，也要通過具體行政行為實施，所以完全可 通過起訴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賠償訴訟，不必訴抽象行政行為。筆 者認為，根據我國法制現狀和發展的需要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賠 償范圍，既是抽象行政行為本身性質所決定的，也是改變抽象行 政行為違法現狀，貫徹依法行政原則和我國法制建設的需要。首先，鑒于我國存在大量抽象行政行為違法的事實，將抽象 行政行為納入賠償范圍，不僅有利于運用國家賠償獨特的責任追 究機制，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還將起到促進我國法律責任體 系完善的作用.

其次，從理論的角度講，抽象行政行為違法，造成公民、法人 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損害的，可以通過個案受理解決。也可以通 過直接否定抽象行政行為，統一處理所有受害人的賠償問題。不 論通過哪種方法處理，最終國家都要承擔這部分賠償責任。允許 對抽象行政行為違法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損害 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非但不會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相反，還 會起到經濟、效率、公平的作用。從實踐的角度看，抽象行政行為 違法造成損害直接進入國家賠償程序，還可以減少行政機關及司 法機關的訟累.

《國家賠償法》制定時，對抽象行政行為由于沒有切實有效的 途徑和方式審查其合法性，在實踐中它們一般被廢止而不被撤 銷，當時將其列入賠償范圍意義不大。但1999年《行政復議法》 出臺之后，復議申請人在對具體行政行為申請復議時，可以一并 向行政復議機關提出對作為該具體行政行為依據的國務院部門 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的規定以及 鄉、鎮人民政府的規定的審查申請，從而為審查上述規范性文件 的合法性提供了途徑。此外，我國立法法對行政法規、規章的審 查和監督也都作了相應規定，因此在上述規范性文件因違法被撤 銷或改變后，應當賦予因其遭受損害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抽 象行政行為無疑屬于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在其違法造成公民、 組織合法權益的損害時，符合行政賠償范圍的標準，理應納入行 政賠償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 規定》第6條規定應做出相應修改.

二、行政指導行為的國家賠償問題 行政指導是行政機關在其職責范圍內為實現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則、規則或政策的指導、勸告、建議等 不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行為。行政指導具有非強制性、主動補充 性、主體優勢性、行為引導性、方法多樣性、柔軟靈活性等特征，是 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一種靈活適用的新型行政活動方式.

傳統觀點認為，由于行政指導屬于非權力作用，對行政相對人不 具有法律拘束力，也不直接產生法律效果，所以行政指導行為不受法律約束，不能追究指導者的法律責任。但這種觀點已遭到越 來越多的反對.

國外對行政指導行為的態度近些年來在發生變化，從國外 已形成的有關判例來看，近二三十年來已出現了根據某些法定事 由或聯系因素（主要是有不正當考慮、產生了利益受損的后果等 等），而擴大追究行政指導行為的法律責任的傾向，其理論依據是 特別犧牲說、公平負擔說、結果責任說、危險責任說等等。日本很 多學者傾向于對作為國家賠償基礎的“公權力的行使”作廣義的 理解，即所謂“公權力的行使”既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權力作用也包 括非權力作用。日本的古崎慶長審判官認為：就非權力作用而 言，在沒有國家賠償法時代，試圖依據民法的規定來救濟受害者在我國,公有公共設施致害導致的賠償屬于 ； 在有國家賠償法的時代，非權力作用是不必要的概念；是強求受 害者對其進行選擇與辨別；是強受害者所難。就行政指導是否是 “公權力的行使”行為，日本最近幾年的判例認為：以行政指導的 法令上的根據為背景而進行時，如果相對方不服，行政廳基于法 令可以轉成強制處分而執行，相對方不得已而遵從，因而，這種行 政指導相當于“公權力的行使”行為.

關于行政指導能否納入賠償范圍，國內學者由于對該行為是 否屬于“公權力的行使”這一點持有不同看法，因此人們意見不太 一致。現已形成的主流意見認為：判斷國家賠償是否適用于行政 指導，應從每個具體案例中行政指導措施的形成、內容、作用和形 式的實際狀況來判斷.

由于行政機關掌握著許多批準性或者制裁性的強制權力以 及許多壟斷性的資源分配權，相對人為避免因不服從行政指導而 損害與行政機關的關系招致報復或在資源分配中失去機會，心中 可能不情愿，但仍然接受行政指導。因此，行政指導雖不具有法 定強制力，但卻不能否定它常常基于其自身的權力背景而具有事 實上的強制性。現實中，行政機關利用其能動性、靈活性、隱秘性 等特征，濫用、誤用行政指導時有發生，常常會造成行政相對人合 法權益的損害。因此從法律控制角度而言，應建立行政指導的法 律責任和救濟制度，以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這是現代法治主 義關于規制公共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雙重要求.

賠償是最實在、最本質、最直接的救濟形式之一，完整的行 政指導救濟制度當然應包括行政賠償。但在這方面我國的法律 基本上處于空白。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 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將不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排 除出了法院的受案范圍，但該解釋的規定客觀上給對具有事實上 強制力的行政指導行為進行司法審查提供了法律空間。就賠償 而言，筆者認為從行為標準考察，行政指導是一種行使職權的行 為，其存在違法侵權的可能，會給指導對象造成以財產權為主的 合法權益的損害，因此行政指導應當屬于可賠償范圍。筆者認為 那種認為行政指導對相對人來說有選擇的自由，在相對人自愿接 受行政指導的情況下造成的損失不予賠償的觀點未免過于苛求 相對人。一方面行政指導雖不具有強制性，但由于其具有的權力 背景，相對人基本上都會接受指導。另一方面對于相對人來說很難判斷行政指導是否合法或正當，如果僅因為相對人是自愿接受 指導就免除行政機關行政指導的責任，是有違法治原則的要求的.

三、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不善致害的國家賠償問題公有公共設施是指國家為公共使用目的而設置和管理的設施，其范圍主要包括公路、鐵路、橋梁、車站、機場等。公有公共設 施致害是指由于公有公共設施在設置（如設計、建造、安裝等）或 管理（如維護、修繕、保管、巡查等）方面存在瑕疵，缺乏通常應具 有的安全性，致使使用者（利用者）的人身和財產受到損害。國外 一般將其納入國家賠償范圍。我國《國家賠償法》有關行政賠償 的范圍對此未作明確規定，在實際生活中，受害人一般依照民法 通則或其他特別法的規定分別向負責管理有關設施的單位請求 賠償。對于《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4條規定中的“其他違法行 為”是否包括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因對公共設施的設置或管理 有欠缺而造成人身權和財產權損害的行為問題，法律界有不同看 法。一種觀點認為，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管理欠缺發生的賠償 問題，不屬違法行使職權的問題，不應納入國家賠償的范圍。受 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則等有關規定，向負責管理的企業、事業單 位請求賠償。而一些持肯定觀點的學者則從利用公有公共設施 的法律關系的性質、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者的法律地位、受害 者選擇國家賠償、民事賠償的優劣對比等角度對公有公共設施致 害納入國家賠償范圍的必要性進行了論證。還有人提出，行政機 關與相對人在公有公共設施利用上非為平等民事關系，公有公共 設施系行政機關履行職責、服務于公共利益而提供的，使用者與 之形成一種給付行政上利用關系，是一種行政給付行為，因設置 管理欠缺給利用人致害，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筆者認為，以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欠缺發生的損害 “不屬于違法行使職權”為由將其排除于國家賠償范圍之外的觀 點在理論上存在問題。公有公共設施的瑕疵主要表現為設置、管 理欠缺，管理是典型的行使職權的行為，管理欠缺很多情況下構 成違法行使職權。如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這類損害案例，大部分都 是由于管理者不作為造成的，不作為當然是屬于違法行使職權的 行為。對于因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導致公共設 施欠缺安全性而造成的這部分損害，完全符合賠償范圍標準，應 屬于行政賠償的范圍，國家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將公有公共設施 致害納入行政賠償范圍不僅符合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和發展趨 勢，有利于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而且有利于督促行政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精心設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設施，減少和避免因管理人員的 失職瀆職、消極不作為造成的公有公共設施致害事件。隨著國家 賠償制度的發展完善，我國最終也應采納大多數國家的做法，對 公有公共設施致害適用無過錯原則，以更加全面保護受害人的權 益.

[2]皮純協，馮軍．國家賠償法釋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4．[3]馮春．論行政指導的法律控制．河北法學．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