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為浮尸案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民間對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過韶關，一夜白了頭”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的傳說。伍子胥后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葉。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尸，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臥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伯否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臥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于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最近辦理的陜西漢中魯天恵故意殺人、強奸幼女申訴案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是我提供法律援助的一起重大冤假錯案。魯天恵第一次見到我的情景，讓我至今難忘。他無助、哀求的眼神和對這個世界的恐懼，讓我首先從感情上接受了他是被冤枉的事實。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辨別冤假錯案，眼神有時比證據更重要。閱卷之后，我進一步堅定了這個認識。

漢中中院和陜西高院判決認定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魯天恵在1994年8月8日晚八時許，見被害人魯麗獨自一人行走，就將其誘騙至一低洼地進行奸淫。事后怕罪行敗露，魯天恵用水泥塊狀物品猛砸魯麗前額，致其死亡。魯天恵用塑料編織袋將尸體帶至約150米遠處的稻田內，徒手拔起七、八窩稻谷，將魯麗的尸體予以掩埋。魯天恵洗掉手上的泥巴，拿起沾有血跡的襯衣回到自家的草屋，在開門時將拿襯衣手上沾的血跡擦在門框上。又怕罪行敗露，用水將襯衣上的血跡洗掉，將血水撒在室內地面上。

公安機關于1994年9月4日接到群眾報警，在稻田內發現一具尸骨。在此之前，村民魯存友報警稱其養女在8月8日失蹤。由于警方發現尸骨旁邊有魯麗生前穿過的裙子，遂直接認定死者即為魯麗。公安機關出具鑒定顯示，魯天恵門框上的血跡、室內地面上的泥土、魯天恵白襯衣上的血跡、被害人魯麗褲頭、毛發骨骼均為ON型。法院據此認為證明魯天恵作案的證據鏈已經完整。

但問題是，法院認定的案情事實，除了魯天恵的口供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直接證據可以證明。就拿奸淫幼女罪來說，死者魯麗的內褲上并沒有檢出精斑。除了魯天恵自己的供述外，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魯麗生前遭遇過性侵。僅僅根據被告人的口供這一孤證，漢中中院竟然就認定魯天恵犯了奸淫幼女罪。現在看來，漢中中院之所以這樣認定，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這么淺顯的證據規則，而是因為一旦拿掉了奸淫幼女這一罪名，那么魯天恵的殺人動機就成了問題。因此，兩級法院為了判決魯天恵故意殺人的罪名，就必須捎帶著奸淫幼女的罪名。

現有證據能證明魯天恵殺害了魯麗嗎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答案是根本不能。任何死亡類案件，偵查的首要任務就是確認死者的身份。然而在這個案件中，死者的身份根本就無法確定。魯麗是魯存友的養女，魯存友看到的只是一具尸骨，根本看不到面容，僅憑尸骨身邊的裙子就能認定死者是魯麗？警方所做的血型鑒定只是種類物鑒定，結論并不具有排他性。更重要的是，魯天恵的草屋在稻田邊上，處在開放的公共位置，很多人都可以接近。即便能夠證明魯天恵的門框上和室內泥土上的血跡就是死者魯麗的，難道就能由此證明是魯天恵殺死了魯麗嗎？誰能證明這些血跡是何人留下的？是何時留下的？是為何留下的？

試想，有誰殺了人會故意把血跡抹在自己的門框上，把洗襯衣的血水倒在自家室內地面上？門框上的血跡離地面很近，需要刻意蹲著才能抹上去。魯天恵草屋邊上就是一條小河，血水為何不直接倒進小河里？這根本不符合作案人擔心罪行敗露的心理，反而很符合偽造現場、栽贓陷害他人的慣用手法。至于染有血跡的白襯衣，魯天恵解釋稱已經很久沒有穿過了，并且他草屋的鑰匙曾經遺失過。可惜的是，魯天恵的這些解釋都沒有被法院采信。

也許有人問，那魯天恵為什么會做有罪供述呢？魯天恵的有罪供述中為何會包括在門框中抹血跡、往室內泥土上倒血水等細節呢？為何會包括承認當晚穿著的是白色襯衣，而這件襯衣后來剛好被檢出了血跡呢？不僅如此，魯天恵為何還對強奸、埋尸的地點進行了實地辨認呢？難道這些還不足以證明魯天恵作案嗎？

乍一看，似乎在案有完整的證據鎖鏈，可這條鎖鏈根本經不起推敲。公安機關是在1994年9月4日發現的尸骨，當天即做了現場勘查，提取了魯麗的毛發、骨骼和褲頭。當年9月16日，公安機關已經提取到了門框上的血跡、室內泥土和白色襯衣。當年9月26日，警方正式出具了《尸檢報告》。巧合的是，恰恰在這一天，魯天恵做出了第一份有罪供述。關于案發當晚的穿著，魯天恵口供中曾有過三種不同的說法。但巧合的是，警方血痕鑒定結論出來以后，魯天恵的口供就穩定為白襯衣。至于對作案地點的辨認，更是毫無意義，因為殺人地點得不到其他證據佐證，而埋尸地點警方此前早已經掌握。

熟悉刑案的人都知道，這種先證后供的案件，如果不能保證口供的真實性、自主性和合法性，如果期間伴隨著刑訊逼供、指供誘供，那么所有的證據鎖鏈都是人為制造出來的幻象。形式上具有多份證據，實質上卻只是孤證，因為證據印證關系是人為設計、拼湊出來的。當事人怎么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偵查人員怎么教，而偵查人員會根據他們已經掌握的證據來誘導、指導當事人做出能夠與現有證據互相印證的口供。據魯天恵申訴材料反應，其本人在偵查期間遭遇過非常殘忍的刑訊逼供，很多口供都是照著偵查人員的意圖做出的。一審法院當年也曾要求查明公安機關是否有刑訊逼供。

公安機關當然會出具書面證明材料，言之鑿鑿的說自己是依法偵查，沒有刑訊逼供。可這種自證清白的一紙說明，真的能還原整個偵查真相嗎？在以往已經平反的冤假錯案中，也會經常出現這種情況說明。但如果沒有刑訊逼供、指供誘供，誰會違心承認自己沒有做過的事呢？魯天恵是1994年9月16日被拘傳，當年10月15日才被送往看守所關押，期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都被關押在辦案單位自己的審訊室。那個特殊的時期，那種特殊的命案，公安機關完全依法審訊，沒有刑訊逼供和指供誘供，你信嗎？

魯天恵的供述是虛假的，其實有大量的蛛絲馬跡可尋。比如關于奸淫魯麗的地點，先后就有三個不同的說法。關于自己當晚的穿著，先后也有三種不同的說法。關于殺死魯麗的方式，最初供述是用刀殺死，后來才改為用水泥塊物體砸死。魯天恵稱自己的襯衣上沾染了血跡，但死者魯麗的裙子上反而沒有檢出血跡。魯天恵供述當晚是借助月光作案，但實際上當晚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月亮。魯天恵徒手拔起七八窩稻谷的說法，經過偵查試驗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另外公安在勘查現場尸骨時提取到了“成趟腳窩”數據，經比對與魯天惠的數據不符，但公安機關最開始卻并未移交該份證據。

縱觀全案，如果沒有魯天恵的口供，那么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直接證明魯天恵是作案兇手。而魯天恵的口供是如何得來的，檢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問，要么直接輕信公安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對魯天恵的口供中存在的矛盾和疑點，檢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問，要么直接輕輕略過。因為，他們只在意魯天恵承認自己強奸殺人的內容。可是，這樣簡單、機械的正向比對口供，根本還原不出真正的案情事實。大量的司法案例已經證明，人在很多情況下都會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虛假口供，偏信偵查階段的有罪口供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首要元兇。

強奸幼女、故意殺人，拒絕認罪悔罪，卻僅被判處無期徒刑。這足以說明，法院也認為案件證據存在重大問題。魯天恵死里逃生卻不知感恩，反而持續喊冤申訴長達二十余年。魯天恵甚至在他的家門口貼上這樣的對聯“從今愿與鬼為伴，來世不共人同群”，橫批“人惡于鬼”。若不是背負有極大的冤情，魯天恵寫不出這樣的對聯。

目前這個案件已由陜西高院正式立案復查。是否應當再審改判，不是看申訴人是否能提供充分的新證據來證明原審判決是錯誤的，而是看根據原審證據材料是否能夠得出原審判決結論，綜合審查原審判決是否存在錯誤。刑事案件的舉證責任不在被告，申訴案件的舉證責任同樣不在申訴人。接下來，我們會持續代理此案申訴，哪怕花上幾年時間也在所不惜。正義不來，我們不散。

由于系統更新慢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不能立即查詢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一般情況下一周內都會查到，若還沒查可以去咨詢當地執行局。可能暫時未在網上公開，如果是涉及國家秘密以及個人隱私的案件，當事人是無法查詢到判決書的。如果想查詢判決書，也可以直接到判決法院去查詢。知道案號可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查詢到判決書。

案號是指用于區分各級法院辦理案件的類型和次序的簡要標識，由中文漢字、阿拉伯數字及括號組成。法院等司法機關立案后，對收到案件根據案件的性質進行分類，并進行登記，所分配的案件號碼。

【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

第四條 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聯網公布：

（一）涉及國家秘密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

（三）以調解方式結案或者確認人民調解協議效力的，但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權益確有必要公開的除外；

（四）離婚訴訟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監護的；

（五）人民法院認為不宜在互聯網公布的其他情形。第三條 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判文書應當在互聯網公布：

（一）刑事、民事、行政判決書；

（二）刑事、民事、行政、執行裁定書；

（三）支付令；

（四）刑事、民事、行政、執行駁回申訴通知書；

（五）國家賠償決定書；

（六）強制醫療決定書或者駁回強制醫療申請的決定書；

（七）刑罰執行與變更決定書；

（八）對妨害訴訟行為、執行行為作出的拘留、罰款決定書，提前解除拘留決定書，因對不服拘留、罰款等制裁決定申請復議而作出的復議決定書；

（九）行政調解書、民事公益訴訟調解書；

（十）其他有中止、終結訴訟程序作用或者對當事人實體權益有影響、對當事人程序權益有重大影響的裁判文書。

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的確立

華東政法學院 朱淑麗

國家的賠償責任包含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國家是否對其行政活動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格者，國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其三，國家賠償責任適用什么法律原則？以下圍繞這三方面介紹布朗戈案與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一、布朗戈案所確立的原則

1873年2月8日，法國權限爭議法庭判決了一起案件，因該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這個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過國有煙草公司門前的大街時，被該公司的一輛運貨車撞傷。這樣一起看似簡單的案件卻產生了難題：法國有兩種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應向哪種法院提出訴訟請求？由誰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運貨車所屬的煙草公司屬國有企業，如果要求它賠償損失，那么無疑便是國家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在此之前，國家奉行不負賠償責任原則。因為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征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即是取消國家主權。而且公民由于國家的行政活動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損害，是享受利益的代價，不能追問國家的責任。

然而，權限爭議法庭否定了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肯定了這樣的原則：國家由于其行政活動方面的過錯而給公民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賠償之責。法國由此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并非布朗戈案審判法官的偶然創造，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行政職能不斷擴張的一個必然性的法律結果。當國家的觸角已經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時候，如果不承認國家的侵權賠償責任，那么公民的人身及財產必定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威脅，這種情況顯然不利于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這一制度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賠償責任的主體：個人還是國家？

以布朗戈案為標志，法國明確承認了國家對其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大陸法系其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明治憲法確認的是國家無責任原則，但在后來制定的《國家賠償法》中便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國家所為的行政行為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即公務員來進行的，作為抽象人格的國家并不能為具體的行為，那么承擔損害賠償的究竟應該是國家，還是公務員？

通常對賠償主體的認定有三種：一是由公務員個人負賠償之責，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沒有承認國家的賠償責任，而且由于個人財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訴訟請求落空。但它有助于強化公務員個人的責任心。第二種認定是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因為公務員所為的行政行為是作為行政機構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應由國家負賠償之責。這一賠償原則保證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卻可能助長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的粗心和魯莽。法國在布朗戈案到20世紀50年代之間所實施的基本上是這種制度。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由國家與公務員共同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方式多發生于個人過錯與職務過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職務過錯為由向行政法院起訴行政主體，同時又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向普通法院起訴公務員個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該受害人已經行使其中一項起訴權而拒不受理另一項起訴。在并合過錯下，行政主體與公務員個人負并合賠償責任。受害人通常傾向于向行政法院起訴，由行政機關負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可以使其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國家對受害人賠償損失后，再根據公務員的過錯程度，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金額的相應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損失由公務員賠償，行政法院也判決他有權要求行政機構承擔其應賠償的部分。目前，法國和其它大陸法系國家即采用這種賠償方式。

三、適用何種法律規則

在涉及國家由于其過錯而導致的損害賠償案的處理中，應當適用什么法律規則呢？能否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呢？法國的一般見解認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國家與個人之間法律地位并不平等，行政責任則是對這種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種補救，而不僅僅是一種損害賠償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其次，由于前項差異又導致行政賠償責任有別于私人間賠償責任的多方面特征，比如其救濟并非即時出現，不適用恢復原狀或實物賠償等；最后，名義上承擔賠償責任的并非行為者個人，而是行政主體，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構。

基于這樣的差異，布朗戈案的判決確認：“國家由于其雇用人員的公務行為對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不能根據民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個人間關系的原則確定……這種責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絕對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即出于公務的需要以及協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家的賠償責任不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而適用國家賠償的特別規則。布朗戈案所確立的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法國行政賠償制度的主導原則。

國家賠償法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法制充分發展的產物，國家賠償制度的有無和賠償標準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社會，或“君權神授”，或“國王不能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權就是主權”而“主權是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國家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主權的思想下，國家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對其行為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故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抑或人們的思想觀念而言，均不具備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后，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權等口號，方才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條件。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傳統的消極維持社會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于是世界各國紛紛對社會經濟生活伸出了干預之手。國家職能迅速擴張，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沖突，國家侵權現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權運動的高漲，人民對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逐漸不滿，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日漸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民主政治和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各國也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開始檢討自己的人權和法治觀念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觀念才開始動搖并逐漸被擯棄，以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后通過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至此，在歷經了從否定到相對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長且艱辛的發展過程后，國家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認同。如今，國家賠償制度已成為各國貫徹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發展

法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之一，法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對世界各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國家賠償制度而言，法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這一制度的國家，該制度不僅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論和實踐也極大地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信奉博丹的“絕對主權理論”，否定人民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1786年《人權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則代替了“國王至上”原則，確立了國民主權、公共負擔平等以及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原則，為國家賠償奠定了憲法基礎。法國大革命后的法律規定了行政機關對因實施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損害，應當予以賠償。但法國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志則是1873年權限爭議法庭對“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決③。在判決中，權限爭議法庭確認了國家賠償的三項基本原則：國家應當對其公務員的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賠償責任應當適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別規則；行政賠償責任的訴訟屬于行政法院管轄。布朗戈一案使國家賠償責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后，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開始脫離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布朗戈案雖使法國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但直到19世紀末其適用范圍仍相當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拉弗里耶爾所著的《行政審判和訴訟救濟》中仍聲稱：“立法權的特征是五條件的發布命令，國家的行政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不負賠償責任。”④20世紀初至40年代，法國的行政賠償制度才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幾乎對全部行政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起始于行政職能領域，之后拓展于立法和司法職能領域。法國立法賠償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法國行政合同中，合同當事人如因國家法律而受到特別損害的，只要法律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國家就當負賠償責任。而其正式確立則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對“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決中⑤。該判決正式承認國家對合同以外的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只要法律沒有排除性規定，國家均負賠償責任。不過由于立法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多發生于經濟立法過程中，故國家的賠償責任僅以經濟立法致人損害為限。另需注意的一點是，法國行政法院并不能審理議會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須適用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賠償，則不能判決國家負賠償責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國的法令又規定，國家必須對議會中的行政管理所產生的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這樣，法國的立法賠償范圍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大。⑦

在司法賠償方面，1895年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冤獄賠償”條文，規定被告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后，對原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所發生的損害，可請求國家賠償，從而初步推翻了國家對司法行為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后法國相關法律在1933年進一步規定，國家對司法官有關保釋令的行為，有重大詐騙或過失行為時，應負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也規定，司法官因詐騙、瀆職、拒絕裁判或其他職務上的重大過失，而做出錯誤判決時，受害人可請求國家賠償。1956年11月，法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決中，首次承認對國家的司法警察活動負賠償責任。1970年其刑事訴訟法又將司法賠償的范圍擴大到刑事追訴的全過程，國家對于臨時拘禁但無罪的人，對預審結果決定不起訴或起訴后無罪釋放的人，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國家應承擔賠償責任。1972年法國制定了《建立執行法官和關于民事訴訟程序改革法》，其第11條規定：“國家必須賠償由于司法公務活動的缺陷而產生的損害，發生此種責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過錯或拒絕司法的情形。”時至今日，法國已經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司法賠償制度。⑧

就法國國家賠償的具體內容而言，在國家賠償的早期階段，行政法院只對能以金錢計算的物質損害判決行政主體賠償，而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例如對近親屬的死亡，只賠償醫療費、殯葬費、撫養費等，并不賠償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決賠償死者近親感情上的損害⑨。之后，法國行政主體對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等一切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

在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方面，法國確立了公務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務過錯”，指公務活動欠缺正常的標準，它與個人過錯相脫離，即其雖源于公務人員，但并不歸責于公務人員，換言之，公務過錯不象傳統民法過錯或刑法過錯以個人為歸宿，而是將目光投向行政機關主體，以行政機關公務活動是否達到公務活動水準為客觀標準來衡量公務過錯的存在與否。在特殊情況下，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無論其是否有過錯，國家都要承擔賠償責任。公務過錯適用于除無過錯之外的全部賠償責任。無過錯責任主要是指國家所承擔的危險責任⑩，例如1919年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國家因對彈藥庫爆炸而造成的損害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19世紀末期始，一來由于公共事業的急速發展和行政活動范圍的擴大，二來由于社會公平觀念的發達，國家危險責任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甚至向來以公務過錯為必要的事項，也開始由國家承擔無過失責任。{11}截止20世紀末，國家危險責任主要適用于以下領域：基于職業的危險責任：基于社會的危險責任：使用危險物的行為之責任；使用行政的危險活動的責任；使用社會安全的要求致產生個人財產收益上的危險責任等。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權限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并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于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法國國家賠償就其具體賠償內容來講，不僅包括物質損害賠償，亦涵蓋精神損害賠償。我國在賠償內容方面只賠償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害、間接損失或預期利益損失并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我國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大體有三：一是精神損害的無形性決定了賠償的無法量化性，二是社會大眾關于精神損害心理定位的非價值性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非可取性，三為國家財力的有限性決定了賠償的非現實性。{20}不可否認，與物質損害相比，評定精神損害確實因其無形性的特征而致難以完全量化計算，但并不能據此否認精神損害后果實際存在的現實。如僅因此而對賠償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實質是對人權價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對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的遷就、默認甚至放縱。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如果依然堅持對精神損害拒絕賠償，必將使潛在的價值沖突加劇。反對的第二個理由認為在我國文化中名譽重于金錢，精神權利受損，應給予非財產性救濟措施，如果通過金錢賠償，本身就是將人等同于商品，是對人格的侮辱。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時，如若不給予一定程度的賠償，本身就是對人的價值、人格的不尊重。何況許多后果的消除、精神創傷的彌和有時也確實需要恢復性治療。社會對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熱烈關注和傾向性評價也從一側面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的法律呼喚和法律質疑。就第三個反對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國家財力相對有限并不足成為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在《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認國家財力確實難以承受精神損害賠償之重，即使在現有財力顯著增強情況下客觀上也很難容許超越國情的賠償數額和賠償幅度，但并不能因此簡單地否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早已非制定《國家賠償法》之時可比，故以國力有限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神損害賠償的可行性，理由顯然不足。所以我國理當借鑒法國做法，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這不僅是對精神權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體現。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權限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并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于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關于上述問題的解析如下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很高興為您回答有關于的問題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下面具體介紹一下國家賠償申訴書申訴人：董某某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女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漢族，19××年8月9日出生，住××市××區××路928號3號樓31號。電話，賠償義務機關：××市公安局××分局，法定代表人臧××。申訴人不服××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2016】豫××委賠2號國家賠償決定書，特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事項：1、請求賠償義務機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申請人消除影響，賠禮道歉，恢復名譽；2、請求賠償義務機賠償因侵犯賠償申請人人身自由賠償金6591.6元；3、請求賠償義務機賠償因非法扣押賠償申請人財產4667729.10元的利息25,670.10元。事實與理由：第一，賠償義務機關對申訴人采取的刑事拘留措施，屬于違法刑事拘留。按照相關規定，刑事拘留應嚴格遵守相應的程序，例如公安機關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應該予以履行通知手續，但賠償義務機關并沒有履行。按照《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應該予以人身自由賠償。第二，扣押申訴人財產的計息期間計算錯誤。法院認定賠償義務機關扣押申訴人財產的時間為2012年1月12日，也認定扣押的財產與案件無關。按照《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計息期間自侵權行為發生時起算??但在生效賠償決定作出前侵權行為停止的，計算至侵權行為停止時止”的規定，計息期間應該從2012年1月12日起算至2014年1月27日。以上錯誤，嚴重侵犯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了申訴人的合法權益。望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真查明事實，依法主持正義，支持申訴人的申訴請求。此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訴人：2016年月日

國家賠償申訴狀申訴人：董某某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女，漢族，19××年8月9日出生，住××市××區××路x號。電話，賠償義務機關：××市公安局××分局，法定代表人臧××。申訴人不服××市中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作出的【2016】豫××委賠2號國家賠償決定書，特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事項：1、請求賠償義務機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為申請人消除影響，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2、請求賠償義務機賠償因侵犯賠償申請人人身自由賠償金6591.6元杜培武案國家賠償決定書 ；3、請求賠償義務機賠償因非法扣押賠償申請人財產4667729.10元的利息25,670.10元。事實與理由：第一，賠償義務機關對申訴人采取的刑事拘留措施，屬于違法刑事拘留。按照相關規定，刑事拘留應嚴格遵守相應的程序，例如公安機關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應該予以履行通知手續，但賠償義務機關并沒有履行。按照《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應該予以人身自由賠償。第二，扣押申訴人財產的計息期間計算錯誤。法院認定賠償義務機關扣押申訴人財產的時間為2012年1月12日，也認定扣押的財產與案件無關。按照《關于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計息期間自侵權行為發生時起算??但在生效賠償決定作出前侵權行為停止的，計算至侵權行為停止時止”的規定，計息期間應該從2012年1月12日起算至2014年1月27日。以上錯誤，嚴重侵犯了申訴人的合法權益。望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真查明事實，依法主持正義，支持申訴人的申訴請求。此致x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申訴人：年月日